时至今日，大多数人认可了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但是对于市场的有效程度，一直存在着争论。市场的有效性，关系着所有市场的效率和风险控制，无论是股票和各类投资、商业交易、就业、消费等等多个方面。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从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以来，到201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席勒的《非理性繁荣》，我们会发现，近代数百年来，经济学对市场的研究，或者说对人类群体性行为的研究，一直充满了争论。

被误读的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被视作自由市场理论的鼻祖，看不见的手在数百年来一直被引用为自由市场的代名词。但往往人们把这句话当作了一个口号，而忽略了当时看不见的手和《国富论》提出时的时代背景。18世纪末在亚当史密斯时代以前，主流的经济学者研究的方向是政府或者君主应该发挥如何的作用，使得社会的财富最大化。当时主流的经济学说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观点是国家的财务以金银的数量来衡量，国家累积金银则需要通过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是个零和游戏，无论是贸易顺差或者殖民掠夺，一国的富有，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削弱。在此前提下，国家（即政府），应该主导对外贸易，实现财富的积累，其中一个手段就是关税，即保护主义关税，通过关税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保护国内的企业。

这个当今看起来不是很合乎逻辑的理论在当时是大行其道的，重商主义的背景是在欧洲殖民时代繁荣之后，贸易增加，资本主义势力抬头，商人阶级需要国家和政府更多的代表他们的利益而不是封建贵族或者骑士的利益。殖民时代欧洲国家金银的增长，高于国家经济体自身的增长，如果我们看那个时候的GDP构成，大部分是贸易顺差。所以国家的金银储备作为衡量国家贫富的标准也不足为奇。

而在亚当斯密的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了，在1776年《国富论》推出的时候，工业革命开始了16年。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而殖民的利润反而降低了。欧洲国家的GDP结构开始变化。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对劳动分工的需求，也促进了对自由贸易的需求。因此亚当斯密的主要观点是顺应工业革命，劳动应该进行分工，从专业技能对口和熟练应用工业机械等几个角度来提高生产力，因此亚当斯密是反对国家和政府把积累金银作为目标的关税制度，因为关税限制了自由贸易，不利于国与国之间优势经济要素的置换和按照比较优势实现劳动分工。同时，亚当斯密反对价格管制，18世纪英国政府也存在类似发改委的机构，给商品规定价格；亚当斯密认为不是政府，而是市场，能够对供需做最好的分配，政府价格管制会不利于劳动分工和分配。亚当斯密本人没有怎么特别提及看不见的手这个比喻，这是后来的学者的发扬光大。

亚当斯密反对的，是政府限制贸易、价格管制，简单来说，他反对政府把重商主义作为指导理论来运作经济，因为明显的，掠夺殖民时期的重商主义到了工业革命时代，随之资本主义势力的崛起和GDP构成的变化，不再适用了。亚当斯密不反对政府指市场进行规划和指导，在国富论中有大量关于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能的建议，他实际上认为这是市场有序运作的必要条件。比如国防，亚当斯密认为殖民地运输贸易货品的舰队应该由国家制造；国家要控制货币制度；国家要建立明确的税收体系；国家要有法制，而法律体系不能市场化，即被商人集团左右，要女王来制定；政府要承建由个人经营不能实现利润的公共事业或者公共设施。

所以，亚当斯密主张劳动分工、自由贸易，在这个层面上今天已经是常识了。对于市场和政府，他仅仅是结合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反对重商主义，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更与时共进的经济政策，核心是不要监管价格和流通，而是确保市场公平、稳定，在此前提下，市场能够保持有效。

市场的批判者：马克思，拉斯基和凯恩斯

自亚当斯密以后很多学者就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将理论发扬光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比较知名的如李嘉图，从理论上论证了比较优势，即即使一个国家在所有制造业中比其他国家更加高效，它也能够通过专注于其最擅长领域、与其他国家的进行贸易交往而获取利益，从而进一步支持了自由贸易。

但是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自采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以来，欧洲各国一直不断陷入各种经济不协调之中，而到了1857年，出现了第一次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者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有好的一面，比如促进经济成长和科技进步，因为其追逐利润的特性；同时硬币的另一面，因为资本主义逐利的特性和，必然会带来剥削和贫富不均的扩大。虽然他不认为获取利益是不正当的，但是资本主义是存在制度上的缺陷的，资本主义不是稳定的社会生产结构，由于逐利资产阶级会扩大生产规模，而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无力消费，导致经济危机，并且反复出现，从而带来革命。从以劳勒为代表的分析认为，马克思并不反对市场，而是反对资本主义和剥削，并且认为只有对制度的革命才能更本改变这一局面。这一学派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是要对市场的进行约束，从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和分配权上去进行改良。

认为市场存在重大缺陷的主要人物，是20世纪初无论在政治界还是经济界都声名显赫的哈罗德拉斯基。拉斯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1945到1946的英国工党领袖，并且他的理论和身体力行的支持让工党在1945年赢得了大选。拉斯基认为其所处的时代贫富不均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因此不应该纵容市场，他建议民主代议制度应该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通过加入其他制衡的力量来保证工人阶级的利益，比如提升工会的权力，企业国有化，财产限制，提高社会福利等。拉斯基的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红极一时，但是随着英国国有化的失败和工党1951年的下台，逐渐式微，现在他的理论几乎不被人提起了。

真正对市场做出批判，并且提出了有效的修正方法，并且被后人发扬光大成为主流经济学派的，是凯恩斯。读过任何经济学的人，不会不知道凯恩斯学派的财政干预政策。凯恩斯的理论，被认为是20年代30年代大萧条的对症良药，并且带来了50年代60年代的经济繁荣。凯恩斯的核心理论是市场参与者是非理性的，拥有动物精神，因此在必要的时候，需要政府干预市场，确保市场运行良好。例如，凯恩斯认为，市场无法解决失业的问题，因此需要政府干预。

总体而言，从亚当斯密提出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和供需关系的观点100年多年后，随着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带来的贫富差异、两次世界大战和接二连三的经济萧条，在动荡的环境中很多人认识到了市场的不完美。

市场的捍卫者：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小子”和哈耶克

如果说凯恩斯学说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主流，70年代由于不少国家在执行凯恩斯学说下的经济干预时遇到了问题，无论是宽松货币政策还是财政刺激，经济就是没有增长，并且带来了同时期的通胀，也是就滞胀现象。不少学者开始对凯恩斯学说进行修正，或者干脆质疑。

在70年代末80年代质疑凯恩斯学说最知名的一派人物，是芝加哥学派，因为在芝加哥大学周边比邻湖泊，该学派又称淡水学派。芝加哥学派，顾名思义，是以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为首的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在那个年代培育了以米尔顿费里德曼为首的8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的学术观点主要是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的，因此他们的预期是理性的，这就是理性预期学说。在此学说观点上，政府如果先以赤字预算进行财政刺激，等经济恢复了再通过增加税收来弥补赤字，那么一个理性的市场参与者会预期到政府的行为，因此在财政刺激的时期避免过度开支，为未来的税收负担储备；这样，政府的财政刺激就失效了。这一学说有效的解释了70年代为什么有些凯恩斯学说倡导的财政刺激政策不管用。芝加哥学派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应该放任自由，是亚当史密斯的升级版，所以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学金融的人很多可能都了解尤金法马的“随机游走假说”，这位芝加哥学派的201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金融市场是有效的，投资者不可能有长期超额回报。

米尔顿费里德曼以对货币政策的研究闻名，也是现代主流货币学说的奠基人，现行的很多政策，比如浮动汇率，始于他的学术研究。他研究美国2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经济政策，认为美联储当时不恰当的货币紧缩政策恶化了一场原本普通的经济危机。米尔顿费里德曼认为市场有能力自我调节，非理性的消费者和市场参与者，一定是市场中的失败者，将被市场淘汰。在其他问题上，米尔顿费里德曼还支持大麻和卖淫的合法化。

米尔顿费里德曼或者说芝加哥学派最具争论的经济政策是“休克疗法”，米尔顿费里德曼本人一直到临终也坚守着“休克疗法”的阵地，认为自由市场能够修复经济危机，扼制恶性通胀，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则是私有化、放松对市场的管制、减少公共支出，从而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自由化。之所以称之为休克疗法，是因为政府需要在短时间内突然执行者一系列的政策，快速的治疗经济。“休克疗法”是典型的市场有效的证据，并在80年代在玻利维亚、90年代在波兰和捷克获得成功，但是在苏联的应用虽然扼制了通胀，但是留下了后遗症，加速了苏联解体。

而“休克疗法”最具争议的是“芝加哥小子”在1973年智利政变后不久，皮诺切特政府根据“芝加哥小子”建议的名为“砖头”（El Ladrillo）的经济计划书执行的经济政策，这一套经济政策是典型的“休克疗法”，包括私有化，放松金融管制，降低政府关税，减少公共开支。执政者希望这一政策能够控制当时恶性通胀的经济。而执政者的经济顾问，则是芝加哥大学从1956年开始培养的一群智利学生，他们对米尔顿费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坚信不疑，加之年轻，因此被称为“芝加哥小子”。虽然智利经济在政变后的10多年以后，即80年代中开始腾飞，创造了智利奇迹，但是学术界对“休克疗法”的功过争论不休。从长远来看，“休克疗法”奠定了智利经济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稳定通货膨胀的经济目标，从而带来了智利85年以后的20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从短期看来，“休克疗法”从开始执行，带来了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使经济更为不稳定。

在70年代80年代对凯恩斯学说进行批判的，与米尔顿费里德曼齐名的，是最近又进入公众目光的哈耶克。哈耶克比米尔顿费里德曼更年长，成名更早，获得诺贝尔奖也早了2年。哈耶克也是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但是他的经济政策建议比支持“休克疗法”的米尔顿费里德曼温和的多，因此也是最近被学术界反复提及的原因之一。哈耶克的著名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提出了对集权的反对，认为集体不应该为个人设定生活目标。这本书很难说是经济著作，而更像是政治作品。但是哈耶克在文中的观点，甚至收到了他反对的凯恩斯的赞同。虽然哈耶克的兴趣和成就在哲学和道德多过经济，并且虽在芝加哥任教的他也未被芝加哥经济学院接受，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说，哈耶克支持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主张“市场经济在过去种种的不稳定，其实是因为市场上最重要的自我调节成分－货币，被政府控制而没有受到市场机制的调节。”但是同时，他认为维护市场有效性的方面，政府应该适度协调，比如公开资讯、基本的劳工保护，管制如邮政、交通、污染等公共领域相关的事业。从这一点上来说，哈耶克更像亚当史密斯，支持自由市场的小政府。

20世纪的中期到80年代，从经济复苏的反思和各种经济学派的辩论中，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到了市场的积极意义，并且认识到市场的局限性，同时也从反面看到了政府在参与和指导经济方面的局限性。这个时期，凯恩斯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是并存的，市场是否有效，政府如何参与市场，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非理性的市场和非理性的人：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和席勒

在70年代与芝加哥淡水学派对立的学派是“咸水学派”，这个学派主要由哈佛，MIT，加州伯克利，斯坦福等东西海岸的学术重镇的经济学家组成，因此成为“咸水学派”。“咸水学派”论点比较温和，认为市场不一定是有效的。“咸水学派”的一句名言是，“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经济学家为什么还要研究市场？”

咸水学派认为市场并非一定有效的原因之一，是信息的不对称。最早提出的这一观点并且论证的是阿克洛夫，1970年他发表了《柠檬市场》一文，并就此研究的信息不对称理论获得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阿克洛夫在《柠檬市场》中以二手车市场为例子，假设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买方只愿意支付优质二手车和劣质二手车的平均价格，导致出售优质二手车无利可图，则卖方不愿意出售优质的二手车，导致市场上充斥劣质二手车。这个是经济学人如今当作常识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由阿克洛夫提出，作为市场并非一直有效的证据。

和阿克洛夫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位，斯蒂格利茨，也是自由市场的质疑者。斯蒂格利茨认为，当外部效应存在的时候，即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到其他人，市场通常是无效的；并且外部效应一直存在，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或者风险不对称，外部效应就会发生。因此，市场经常是无效的，需要政府根据不同情况进行调节。在斯蒂格利茨最近的《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他认为市场不能有效调和贫富不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贫富不均的现象是扩大的，这是因为富人更积极的参与了市场相关的经济政策的制定。

如果说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家一直在围绕经济本身，也就是市场、制度、政策等层面进行讨论，席勒的观点更为直接，人就是不理性的，所以也不存在理性的市场。席勒在80年代的时候通过研究股票市场，论证了股票价格的波动远远大于股票盈利的波动，从而论证股票市场是无效的。很有趣的是，他和持相反观点的法马（市场有效，不存在长期超额回报）同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席勒的独特之处不仅在诺贝尔奖，他被业界认为成功的预测了美国的两次股市泡沫破裂。在2000年出版的《非理性繁荣》中，他准确预言了股市泡沫，随之股市开始大跌；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前一年的2007年9月，他撰文称美国即将出现房地产崩盘并将带来严重金融恐慌。席勒认为，在市场上如果非理性的人足够多，那么理性的人也会被迫按照非理性的方式投资。比如股票市场中大多数人都在错误的或者无理由的认为股市会涨，这些人的行为将推高股价，而头脑清醒的人此时必须买入股票，否则将难以维持标杆回报。

所以，数百年来，关于市场的辩论，从亚当史密斯提出自由市场开始，最后回到了席勒的非理性人。正像电影中说的，人心就是江湖，在经济学的领域，者这句话可以被称为，人就是市场。那么，对市场和其有效性的探讨其实是对人性的探讨，永远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迭代，可能永远不会有答案，但是每一寸进步，都是我们对自身人性的多一分了解。